批判精神科醫師的基督信仰實踐

 

The Christianity practice of a critical psychiatrist

        教會想要拯救罪惡的人心，改變人的靈魂，靠著接受耶穌的救恩，成為蒙恩的罪人，日後謹守神聖的敬虔生活。在教會裡面有人會透過禱告，內在醫治，或全人醫治，讓聖靈來醫治（spiritual healing）「人性上的軟弱」，期待人與神的關係合好，讓生命可以歸回神。

       若是要以信仰的角度去面對「罪人在世上的行為」、「人的罪行與犯罪的心」，這些終究都是要在末日回到上帝面前接受審判。至於教會牧師的角色，教導信徒遵守神的道，並不是要定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唯虧欠神的榮耀」。 

        當教會的立場認為同志的性慾望是肉體的軟弱，放縱情慾，需要靠聖靈的力量來改變，不是心理疾病，所以也不需要依靠醫療協助。當我們採取了這樣的視框之後，同志基督徒可能也就沒有辦法再靠近上帝了，他們的生命故事同樣也就沒有辦法出來了，這就是理解的限制。

        基督徒精神科醫師當然樂意盡到傳福音的角色，但是病人並沒有準備好，反而是強加一項屬於你個人的信仰價值觀，如同對於正處於憂鬱症的病人，面對婚姻中的困境來諮詢醫師的意見，不假思索的就把個人的信念價值觀回應在病人身上，這就變成了治療的倫理命題。基督徒精神科醫師不宜為了傳福音，把自己看為重要的福音真理，強行推銷在門診要病人改信耶穌，經過這樣一提，反而是讓信任醫師的病人，心情上的起伏受到影響，心想到底要不要聽這位醫師的勸告？

        我認為應該是回到「說故事的人」身上，進到他們的生命脈絡之中，理解他們的受苦（distress）。至於他們最不需要的，應該就是醫師的個人價值觀上的建議。我們只是協助他們整理並且說出自己的想法，包括內在的衝突，讓個案的故事性出得來。

        以「敘說為基礎的醫學」（NBM），就是要讓「病人說故事，當醫師聽完了故事之後，試著做詮釋」，可能是詮釋「病史」或是詮釋「診斷」。Greenhalgh ( 1999) 認為以「敘說為基礎的醫學」的敘說取向，在於詮釋的動作（the act of interpretation）與創造新的意義（the creation of meaning）。EBM及NBM兩種方式並不是互斥，而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並沒有明顯的界線，而是流動的。敘說的真正價值在於能夠創造一種「脈絡化執業的可能性」（potential to contextualize practice）。

        我不認為「同志」需要被放在是不是「疾病」（disorder）的視框來檢視，DSM過度將很多的行為問題給病態化，醫療化。我也不認為教會需要以「性行為」的方式來檢視一位願意相信耶穌救恩的信徒。我認為同志問題不在於「是否為疾病」，不是性行為上的「是非對錯」，而是他們生命故事中的「流離失所」。 

        性別認同的衝突，如果又加上信仰認同的衝突，讓人陷入更深刻的罪惡感之中，生命找不到出口，沒有自由，受到更多的綑綁，痛苦在於無法現身，如此慾望只能流竄在陰暗的四處，勢必又得要流離失所了。 

        我努力傾聽受苦中的生命，讓他們長出主體性的力量，得以面對性別的困境，協助處理臨床上已經出現的憂鬱症狀、失眠、情緒障礙等症狀的緩解，
他們需要被友善的接待，接納他們生命中的困境，社會理應有能力去包容差異（capacity to contain），這是愛弟兄的表現。 

       我不願意帶著「有色眼光」或是「內在偏見」的姿態，我並沒有要救贖他們的生命，因為那是「上帝的工作」。「耶穌來，是要讓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至於我所能做的，只是「陪伴、傾聽、理解、協助減少痛苦、給於必要的藥物」，也就是good enough empathy。面對流離失所的同志，我能夠做的是堅持努力去提供了一個「可以靠近性的空間」。

作者:吳台齡(以台語發表於2012年3月25日成大 : 當我們同在異起  研討會  )。全文連結請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