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批判的精神科醫師 Philip Thomas (2014) 書中的第12章部分翻譯
Philip Thomas (2014) Psychiatry in Context 的第十二章
New ( and Old ) Paths to Meaning and Healing in Psychosis
上一章提到的「服務使用者/倖存者」運動，可視為二十世紀的下半世紀來關於人權問題的成長關注的一部分。這個運動最重要的基本核心價值就是做為一種自我決定的「拒絕行動」，來反映對於精神健康工作專家扮演唯一關鍵的角色。當這個運動建立的同時，帶來開始改變的契機，運動本身跟精神工作專業人員之間的合作可能性也跟著打開了。而影響力與成功的例子是 Hearing Voice Network (HVN) 。他們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對於經歷精神疾病所發生的很重要的意義本質，而這些東西往往是主流精神醫學多年所避免，不想要正視的。
在這一章，作者主要想要檢視這兩大取向的工作，雖然他們在不同的傳統來源，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圖像。兩者都辨識精神疾病的意義本質。並且也都促成精神疾病者跟專業人員之間有一起工作的可能空間。這是一種讓 Voice hearers 跟專業人員之間，還有新的理論共同為精神疾病來開創新的工作路徑。
如同在本書第七章所描述的，這兩類工作團隊都很自然地使用了敘說這樣的典範在精神健康實務上。他們分享了一種共同的信念，經歷精神疾病的經驗是有意義的，而且自我療癒是有可能達到的，不論是有沒有服用藥物。
在HVN 團體中，每個人分享了他們的經驗與故事透過彼此的支持。他們鼓勵彼此去反思每個人身上所經歷的意義性，這是通向healing or recovery 很重要的過程。
Soteria 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人們可以發生chaos 像是無底深淵苦難性的敘說，發展為一種信任的關係，讓他們可以開始將自身的經驗變成文字的可能性開始。
The
Hearing Voices Network
如同「服務使用者/倖存者」運動 (SU/S) 在英國正展開翅膀 (unfurling)，荷蘭也開展激「進的社會行動」，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去幫助與支持承受幻聽之苦的人們。一開始由一位精神疾病者與他的精神科醫師在荷蘭電視節目裡面談論，這也就是「聽到聲音」( Hearing Voices)運動的起點。精神科醫師 Marius Romme 與記者 Sandra Escher 在1993年進行非常有價值的報導了某些細節。
最重要的元素是同儕支持，與自我倡議 ( self-advocacy )，這提供了被診斷為精神疾病者一種非醫療專業系統的支持。特別是建立了在服務使用者與倖存者跟精神健康專業人員(包括精神科醫師)一種新的連結。這樣的結盟關係對於「聽到聲音」經驗的研究變得很重要，也發展出新的助人工作方式 。
HVN的工作之一是透過精神醫學脈絡化的理解症狀，而這些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人得以跟臨床醫師與研究者合作。
Marius Romme 相當艱難的想要找出幫助他的病人的方法。而Sandra Escher 她有一長時間住在精神病院，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使用不同的抗精神藥物，而這些藥物並沒有停止或是減少她的幻聽。這些藥物讓她累壞了並且減低了警戒察覺的能力，雖然藥物確實減少了她的焦慮症狀。這些幻聽逐漸變得對她的生活更加有影響力，而這一切導致她更加的孤單與孤立。她感到無望感，整個人被打敗了 defeated，開始有了想要結束生命的念頭。Romme 與Escher兩個人注意到精神科醫師與精神病患之間的談話，最有正向的時刻就是兩人關注在在她聽到幻聽的理論。當Escher 讀到 1976年Julian Jaynes 的書 The Origins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書上提到所謂的「聽到聲音」這樣的經驗，其實是很重要的，而且是人類意識狀態源頭的「正常」階段。
Romme 對於Escher有能力去談論關於她這些經驗的想法印象深刻。Romme同時也擔心Escher 越來越孤立，因此Romme 相信只要能夠讓 Escher有機會將她的經驗跟那些同樣有幻聽的人講出來，一定會幫助Escher。所以Romme 就開始組織一系列將這些有幻聽的人聚在一起的會議。
他們非常清楚彼此在會議中分享經驗會讓大家得到益處，但Romme跟 Escher兩人有卡住了 struck的感覺，因為這些有幻聽的人同樣是有深深的無力感。這些都當中沒有人可以勝過這些幻聽。於是他們就設計devise去聯繫那些有經歷過幻聽但是可以克服的病患，他們身上並沒有經歷深刻無助感。
於是 Romme 跟他的病人出現在荷蘭的電視節目中討論這些幻聽的經驗，並且鼓勵在節目後打電話給他，約有700位打電話來，其中有450位確實有聽到幻聽，而其中三分之二說他們沒有辦法克服幻聽，而三分之一說他們可以克服幻聽。後來他們寄出問卷，回收了173份，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克服者(copers )，三分之二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non-copers)，多數可以克服幻聽的內容是友善的，正向的。而不能克服的幻聽內容多數是負向的，且有攻擊性的(aggressive ) 。
Romme的訓練背景是荷蘭的社會精神醫學( social psychiatry)，他的導師是Arie Querido，這是荷蘭20世紀中期重要的社會精神科醫師在阿姆斯特丹工作，在1934年建立了早期版本的居家治療( home treatment)，Arie認為精神疾病以及困境(psychosis and distress)跟社會和諧平衡( social
homeostasis)有關，而我們的健全穩定感(wellbeing)，靠著是生活的平衡與調適能力當面對社會壓力事件。
Paul Barker 這位社區發展的工作者在1993年描寫了 HVN 如何導入在英國發展，Romme 以及Escher於1989年開始在英國的 Manchester, Liverpool, Sheffield 演講會議，接著在倫敦舉行全國性的會議。並且開始有 HVN 的團體在倫敦及曼徹斯特。在1992年在利物浦這是第一次讓專業人員及學術圈的人進到團體，開始進行彼此的對話。主要是臨床心理學家 Richard Bentall以及 Alec Jenner當時的 Sheffield 大學精神科教授也幫忙支持。到了1993年 HVN在 英國已經有超過350會員，並且在英國主要的城市都有團體。
HVN 已經拓展到全世界很多國家，在英國(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有180 個團體，另外有專家團體 ( specialist group)在黑人弱勢族群 (BME)，監獄，隔離性的治療單位 (secure settings )。
在HVN背後重要運作的原則，目前已經擴大到被精神醫療視為病態的症狀，像是出現一些奇怪及不尋常的信念( unusual beliefs)，有很多倖存者都加入的這項推動，像是在Sheffield 的Peter Bullimore 及Paranoia Network，Tamasin Knight 在精神醫學與公共衛生專業的醫師，Rufus May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Jacqui Dillon 是另外一位倖存者，他在 Leeds 大學就讀博士班。Eleanor Longden 提供了完整的HVN的工作回顧。
這些人都指出一個HVN基本的假設，就是幻聽的經歷是有意義性的，而這樣的意義是跟一個人的生命故事(person’s life story)是連在一起的。
不是單單靠抗精神藥物來勝過這些症狀，創造復元是來自於將這些有經歷的人帶在一起，分享故事，改變他們跟幻聽之間的關係。
Romme 在2009年的報告中指出，他聽了50個故事，認為「聽到聲音的人」( voice hearers )，如果可以在 HVN 分享他們的經驗，會比較少出現孤立的感覺，也會發展出新的策略去應付「聲音」。開始去了解這樣的經驗意義性。
多數受訓的精神科醫師與精神健康專業人員並沒有察覺這些來到 HVN 的「聽到聲音的人」克服調適的機轉有很多，後來 Peter Bullimore 及 Jacqui Dillon 都去幫忙上專業人員在職教育的訓練課程。
HVN 的工作也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復元常常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精神醫療專業與知識，同時精神醫療也阻饒復元。
HVN是由「使用者」主導 ( user led )，專業人員跟這些有幻聽的人是協同的工作者，只是建議的角色。讓他們得以很自由的可以說自己的故事，分享「不正式」的復元與轉化敘說，提供了極大的希望，讓他們開始尋找意義性。
這樣的社會行動也捲動了賦權啟能，讓他們對於市民權益，幻聽者的權益，挑戰「被標籤化」，並且倡議公民權。
2013年 Eleanor Longden 在 TED 分享她「聽到聲音」的成功故事。2013年11月在澳洲的墨爾本舉行國際「聽到聲音」的會議。 觀看影片請點此
Soteria
Soteria一開始是由美國精神科醫師 Loren Mosher 在1971年在加州聖荷西開始一個地方，Soteria 希臘字根的意思是
deliverance or salvation 拯救。以最少藥物來收治精神分裂症。
工作人員原則上都是「非專業」的人，除了有一位兼任的精神科醫師，在house 裡面的每個人都需要負責清潔等家庭內的責任。
Mosher 會挑選可以應付當急性發作的時候應該會怎樣處理的人，而這不是要求須要有專業經驗，(我想不是像急性病房所做的 halol 5, neuropam, restrain )。
這些同仁最重要的人格特質是「有強的自我感受，有能力去承受不確定感，開放心胸，不會隨意論斷人，實務，同理，有希望感，幽默，有人味，事情要能夠思考脈絡性」。
Loren Mosher’s view of psychosis
Mosher (2004) 發展一套對於精神疾病的看法，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如何有一個治療性的情境在於幫助他們恢復功能。在此觀點下，精神分裂症是一種意識狀態的改變alter ，來回應他們生命中遇到了危機。這也是關聯性一種自我狀態的失落( a sense of loss of self )，造成我們人格上的裂解。
「Mystical 的經驗」被視為一種隱喻性理解，就像 1970 年代加州人的雜誌 Zeitgeist，出現一種類同的說法，跟精神疾病者一起工作的人員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位 trip guide 旅遊的嚮導，當一位正陪伴著朋友使用 LSD，但是他自己並不需要使用這些藥物。
從成長與再整合的可能性來看，工作人員被鼓勵去進入 engage 居民的情感信念及經驗之中，並且看到每一位的心理成長與再建構 reconstitution 的潛力 potential。這是透過一種強烈的觀點信念不斷的加強，認為精神疾病的經驗只是單純一種極端表達關於人們所經歷到的一種基本性的人類經歷而已。
Open
dialogue
跟soteria 之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這是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由 Jaakko Seikkula 跟他的同事在芬蘭發展三十年，為一種心理治療的形式，主要的想法與工作內容受到俄國學派影響，包括文學批評家 Mikhail Bakhtin 馬克思哲學的語言學家 Valentin
Voloshinov 心理學家 Lev Vygotsky。
第一，EBM 強調病患取樣的隨機性，而Soteria只能先選好某位病患來進行討論。
第二，藥廠的巨大利益，以藥物來維持風險的管控。抗拒去評估真正疾病文化下在生活處境下可能的真正風險，這才是真是技術精神醫學最後力量的風險評估掌控項目，如同讓病患不要吃藥，同樣也是這樣在承擔評估相同的風險。
第三，其實精神分析及社會取向的介入也算是實證醫學的一環，但Soteria 並不適實證醫學，從R.D. Laing 開始就不是實證，受到存在主義影響。
第四，Soteria 資深的居民有機會變成工作人員，這對於精神科醫師及其他專業人員多少會有些威脅性的壓力，因此在soteria 工作的人員需要更加的 flexible 一點。
譯後感言 : 當知道風信子申請浩然基金會的補助，
我熱情的推薦協會去英國 Brandford 參加 INTRA年會報告，及訪問相關機構。
學術活動組的召集人 Philip Thomoas 特地安排時間接待風信子協會。
我則事先訂了 Philip Thomoas的新書，剛好有機緣來翻譯此章節，
後精神醫學的學者怎樣面對精神疾病者的新路徑與舊路徑，藉此也分享給協會的工作人員。
當我們還在renaming , recovery, rehabilitation之時，不同國家已經挪用服務使用者的故事，藉此帶來新的力量與改變，
當專家退位之後，病人自助團體怎樣的發展出來，並且與專業人員以怎樣的方式來互動。
風信子協會去參加活動之後的實踐理解與理解後的再閱讀此文，似乎也都變得不一樣了。
( 風信子協會常務監事 吳台齡 2014-12-28)
我們的風信子農場，真的像是天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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